学者匿名评书

《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被誉为“一字千金”、“五言之冠冕”，实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最早的一批艺术精品，其成就不仅堪与唐诗宋词相比肩，而且事实上也是后世诗歌的艺术渊源之一。理解古典诗歌，《古诗十九首》是不可须臾或缺的，因此它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重视，对它的研究也源远流长。这一册则是现、当代两位著名学者对它的研究、鉴赏与评析，即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和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

朱自清释诗既注重传统解诗的“释典”与“释事”，又着力探寻诗篇的意义，揭示作者对于生死、时间、生命的焦虑和感叹，以及这些焦虑和感叹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同时他自己既写新诗评论新诗，是新诗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又写过旧体诗，这使得他释《古诗十九首》时能以新的眼光来阐发旧传统，体现了贯通新旧文学的原则。虽曰“释”，而实际上具有文学史研究的规模。他论诗主“诗是语言的精粹，暗示是它的灵魂”，在此书中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书中对诗歌语言的语义学分析对我们理解欣赏《十九首》有很好的帮助。

不过朱自清的工作并没有做完，他只释了其中的九首，马茂元作《探索》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仿朱自清的体例，而又重文艺学和美学的阐释；他又和朱自清一样是一位美文大家，承自桐城古文家法，文章写得非常优美。这些异于其他学者的长处使他在探索诗歌的过程中，既能很好地分析古诗，揭示其艺术特征，而且文字本身也非常优美，使读者悠然心会。两位名家的别有会心合成一书，堪称双璧。

胡适曾经说过，因为深感中国没有传记的文学，所以他极力提倡写自传，并且带头写出《四十自述》。他的说法已经为许多人所接受，因此拿到由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所写的《中国的自传文学》，或许不免有些惊讶。然而读下来却颇能让人诚服。作者认为，现在人们理解的“自传”一词在autobiography意义上固然是从西方传入的，然而在早于西方出现此词一千年的中唐时期就已经有了与之完全相同的“自传”一词。它实际上是在延续久远的各种自序（叙）、自纪等形式的基础上出现的，它的出现正好和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新阶段相吻合。

虽然如此，作者却并不是要为中国的“自传”文学出现于何时争一个名份，他敏锐地把握到了中国文学中“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在涉入作者自身时那种引人入胜、洞幽烛微的特点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也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而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由此了解了中国文学某一方面的特色，也可以悟及学术创新的门径，启发是很多的。不妨看看作者是如何描述中国的自传文学的，例如“与众不同的我——书籍序言中的我”这一章里有“外于众人的我（司马迁）”、“异于众人的我（王充）“、“优于众人的我（曹丕）”、“劣于众人的我（葛洪）”，这些就很能揭示中国传统文人的心态。而当我们了解到陶渊明不仅虚构了“五柳先生传”，又有“死者眼中的《墓志铭》”，并且还分别有一个系列的追随者时，就会更饶有兴味了。

此书明显带有西方汉学家研究著作的共通特点，只需翻阅一过，便可以想到与它同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等著作，它们都从研究社会变迁入手，从一个特定的社区里特定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更大的社会剧变，由此探索在这种社会巨变中的个体选择和个体行为对社会变动的反作用。

作者以1916－1928年间浙江政治精英人物沈玄庐的遭遇为主线，描述了他在上海、杭州及其家乡三个不同地方的活动，在192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探讨了个体选择对社会巨变的反作用。作者指出，人物的社会身份、社会网络、活动场所等是理解个体活动及其历史选择的重要问题，沈玄庐至今仍无法解开的、谜一般的悲剧命运正说明了这一点。此书鲜明地反应出海外汉学界对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身份与地区认同问题的兴趣，它的个案式研究使得历史的波谲云诡更加惊心动魄，然而却更有现场感，显然比以宏观架构为尚、理论阐释先行的研究要令人信服。